文．陳子凌
過去10年，3月初的香港對我而言都很陌生，因為這個時間人在北京，採訪兩會，10年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，但採訪模式已有重大變化。
還記得前輩說，以前採訪兩會，為了佔用酒店商務中心的傳真機而爭崩頭，要第一時間打長途電話回港報料。慶幸沒經歷這種情况，不過初上北京的兩年，沉甸甸的手提電腦和一張內地電話卡必不可少，那時候我們都有一個習慣，就是相片先傳，文次之，原因很簡單，龜速上網也，再者當年為了方便收發電郵，最好就是開一個內地電郵帳戶，千萬別奢望能用Hotmail或Gmail，等一小時都未必load出畫面。
打電話也是一種耐力戰，特別是當你走在天安門附近，信號總是這麼近又那麼遠，不是突然斷線便是無限迴音，有時還夾雜第三方在說普通話，精神差一點也會以為自己疲勞過度產生幻聽。很記得有一次實在受不了那迴音的煎熬，在電話筒怒吼：「我叫老媽開窗，窗口的窗！不是槍械的槍！你可以隨便聽，但別製造迴音。」說也奇怪，之後信號就變正常了。隨着智能手機的普及，以上種種也好像逐漸遠去，現在兩會採訪，一部手機已能應付大多數情况，聊天程式已能迅速傳送照片回香港，電話也很少打了，WeChat便可以。當然，一方面是採訪方式愈發便利，另一方面是採訪限制愈來愈多，此消彼長之下，愈來愈多傳媒逐漸縮減採訪兩會的人手。是的，當會議結束，連人民大會堂都未離開，香港的同事已經透過網上直播看畢全程內容，甚至連領導人打了多少個呵欠都看得比我們清楚時，是否還要繼續派人赴京，就成了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。
這幾年《明報》派出採訪兩會的記者人數在同行中是首屈一指，單是經濟版便有兩人，人多好辦事固然是好處，但這也只是小事情，最重要是對記者來說，兩會不是指「全國人大」和「全國政協」，而是「會場之內」及「會場之外」。「會場之內」，是一個記者可以近距離接觸內地財金官員、國企領導、知名巨賈的黃金機會；「會場之外」則是一個可以感受內地生活林林總總的難得體驗。要知道，採訪兩會往往要逗留北京一星期甚至更長時間，這對於記者而言，絕對不是那些上市公司什麼都已安排好的考察團可比，因為這一星期的時間中，你是完完全全在體驗衣食住行，體驗社會生活，而生活才是宏觀政策的縮影，才是政府工作報告的源頭。
因此兩會應該派多少人？就看你目光只在會內，還是內外兼修。
原刊2019年3月27日《明報》副刊世紀版「編輯室手記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