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9年反逃犯條例修訂的社會事件，引發大批警員遭人「起底」，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和匿名者「AA」提出司法覆核，稱選民登記冊列有個人姓名及住址，開放給公眾查閱會助長警員被「起底」，並成功取得臨時禁制令，禁止公眾查閱選民登記冊。
司法覆核的答辯人：選舉管理委員會、總選舉事務主任及選舉登記主任，不服原判的臨時禁制令，於是上訴，而香港記者協會認為案件涉及傳媒工作及公眾利益，亦介入訴訟。
2020年4月8日，高等法院裁定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的司法覆核敗訴，並頒下判辭，稱「起底」與選民登記冊兩者無直接關係，因為選民登記冊只列有個人姓名及地址，警方遭「起底」卻涉更多資訊如家人資料、職位等，加上法庭須平衡各方利益，包括選舉透明度及新聞自由，故駁回員佐級協會的申請。
政府歡迎裁決，並表示會繼續維護選民登記冊的公信力，確保選舉以公開、公平和誠實的方式舉行。介入訴訟的香港記者協會主席楊健興亦歡迎法庭判決，認為這是肯定了傳媒工作，若傳媒不能查閱選民登記冊，將嚴重阻礙新聞工作，許多關乎「種票」的新聞將無法揭露曝光。
然而，這宗為防警員被「起底」的官司仍未結束，因為敗訴的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經過幾天研究判辭，有意提出上訴，且於4月15日再次向上訴庭取得臨時禁制令。本來打算恢復讓公眾查閱選民登記冊的選舉事務處，因應臨時禁制令，決定暫緩有關安排，直至另行通知。
員佐級協會進一步訴訟結果如何？有待下回分解，回說高等法院法官周家明在判辭指出，本案爭議在於選管會公開選民資料，有否不合比例地侵犯選民私隱。周官認為，措施無可避免令選民部分私隱曝光，惟另一方面選舉會因此變得透明，加上政府為進一步保障個人私隱，已於1999年移除性別、身分證號碼等資料，現在登記冊只顯示選民姓名及地址，對選民的私隱侵犯有限。
周官又表示，本港投票制度並非強制，每人登記成為選民時，均須同意個人資料刊登於選民登記冊，才可投票。他認為，根據現行制度，投票是一種選擇，若市民決定投票，便需付出提交個人資料供查閱的代價。縱使申請方形容警方面對「起底」情况嚴峻，周官認為案中並無證據顯示「起底」與選民登記冊資料有關。再者，申請方稱警員編號、職級、身分證號碼、照片及電話號碼等均被「起底」，但事實上選民登記冊只列有其姓名及住址，「起底」資料並不可能從登記冊取得。
同時，周官稱選民私隱已受法律保障，因現行法例規定，若選民資料並非發布作選舉用途，發布者或干犯刑事罪行，可判入獄及罰款。因此，為成全選舉的公開、公平、公正，在權衡雙方利益之後，法庭認為選管會的做法合法，沒有違反《香港人權法》與《基本法》。 至於傳媒在案件中的角色，周官稱除了顧及個別選民的私隱權，亦須同時考慮新聞及言論自由。選管會在聆訊時亦有引述政府官員誓章，當中提及《明報》及《蘋果日報》有關「種票」的報道，周官亦有納入考慮，肯定傳媒工作的重要性。
事實上，《明報》奪得2011年度香港報業公會「最佳獨家新聞報道」亞軍的「區議會選舉種票疑雲系列報道」，就是從查閱選民登記冊發現可疑線索，然後展開連串明查暗訪，揭發有人進行「種票」，擬影響選舉。
上述的得獎系列報道始於2011年11月12日，《明報》在當年區議會選舉後第6天，在要聞版報道「選民住址亂填放生跨區投票，存種票危機」，之後一連多天鍥而不捨追蹤偵查，11月24日動用3版刊登疑似種票個案，其中揭發美孚「1屋7姓」的13名選民，原來大都並非住在美孚，主要來自兩個家庭。記者找到涉事人當面對質，透過偵查所得的豐富圖片，令讀者全面得悉箇中荒誕情節，亦令更多市民關注事件。
系列報道刊出後，公眾嘩然，政府為平息民憤，將2000宗懷疑個案轉交警方、廉署調查，部分種票選民被繩之以法。由此可見，若果禁止查閱選民登記冊，當有不法之徒繼續「種票」，記者再警覺和努力，要揭示事端便難上加難，這將是社會不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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