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明報文章】《逃犯條例》修訂引起社會軒然大波，事情仍未完全終結，當中涉及不少爭議。本文只着眼與傳媒及民意有關的一些議題。
打記者就是不對
在金鐘政府總部示威現場，警民發生衝突，記者在現場採訪，卻遭暴力襲擊和污言對待。香港記者協會找到20多宗事例，涉及警方近距離向記者發射催淚彈、以警棍和盾牌對付記者、無理搜身以阻礙記者採訪，甚至造成人身傷害。記協指出，一些警務人員的行為違反了《警察通例》，妨礙了傳媒的採訪工作，更損害了新聞自由和市民的知情權。
記者的天職是作為事件的目擊者，他們現場蒐集資料，準備寫「歷史的初稿」，目的在讓大眾了解事情真相。在今次事件中，新聞界在現場可令示威者和警方都有所警惕，不要作出過激的不當行為，發揮了傳媒監察和平衡作用。記者是市民在現場的代表，打記者可說等於打市民。《華盛頓郵報》的格言「民主死於黑暗」，指記者的報道帶來光明，是支持民主的盟友。
有關媒體的作用和影響，新聞社會學者Todd Gitlin曾說過一句名言：「全球都在注視」（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）。今次的遊行和衝突事件也不例外，馬上成為全球主要媒體的頭條新聞，透過直播效果和社交媒體的廣泛傳播，各地民眾都能快速地了解事情，任何不當行為均暴露在世界的目光中。
警務處長開記者會，說他對記者「最客氣」和「最有禮貌」，但市民看到一些前線警察在金鐘的武力行徑，令人感覺巨大落差。對記者動用粗言和暴力，其實非常不智。你用警棍和槍炮擊打傳訊者，人家就用筆桿和咪高峰，透過文字和影像作事實陳述，讓公眾知悉評理。
遊行和民調的聚焦作用
修例事件經歷了4次市民的遊行示威。根據民陣的數字，3月31日有1.2萬人上街，4月28日有13萬，6月9日升至103萬，6月16日更加倍到接近200萬。儘管民陣的數字或有若干水分，但其升幅以多倍增加，顯示了事情發展的急猛和嚴重性，政府早應妥善準備應對。示威者愈來愈多，很難說他們都不明白事情或被誤導，在6月天願意花多個小時走到街上表態，行動的分量不能等同網上簽名。事態迅速升溫，政府的認知和處理手法明顯出了大問題。
另一樣證據是民意調查結果。根據《明報》就此事進行的民調，反對修訂者佔47%，支持者佔24%，表示「一般」者佔25%，可見反對者較多，而且反對意見異常強烈，「非常反對」和「頗反對」的比例是2比1，情况甚為罕見。
在一些社會爭議事件中，如果勇於表達的「少數意見群體」佔了主導，很多人可能覺得自己的意見不屬主流，因而傾向噤聲，於是出現「沉默的螺旋」現象。但在今次事件中，透過傳媒報道、群眾動員和民調結果，令反對修訂者發現其實吾道不孤，肯定了自己立場的「正當性」。民意雪球愈滾愈大，反對聲音聚焦成為主流，並在遊行示威中爆發。
其實政府有的是資源，事前和在過程中都有機制和能力，可以透過不公開的內部民意調查，探知市民對此事的看法。今次是否沒有利用這個機制獲取資訊？還是得到材料後不夠重視？這種情况令人摸不着頭腦。
「民意鴻溝」中的影響因素
在明報進行的民意調查中，影響市民對條例修訂的人口特徵包括：性別、年齡、教育、收入、政治取向。從數據可見，最重要的因素是市民的政治取向。自稱是本土或泛民的受訪者中，反對修訂的人佔了七成多，贊成的只有一成。自稱建制派的人中，反對修訂的只有半成，贊成的卻高達七成。
受訪市民的教育和家庭收入也是重要因素。高教育和高收入者當中，反對修例的佔了六成多，相反低教育和低收入人士中，反對的比例只有約三成。年齡是另一個因素，在15至39歲的群組中，反對者佔了五至六成，相反在60歲或以上的人口中，反對者只有三成多。
如何理解人口特徵對條例修訂取態的影響？大家可能說年輕人比較衝動，沒有足夠人生閱歷來作正確判斷。但為何較多高學歷的中產者和專業人士反對修訂？他們都是社會中的精英，何以這些「有識之士」大多傾向反對修訂？這是值得政府思考的。
話說回來，的確也有部分社會精英贊成修例，真心支持政府的想法。他們的論述也許有其道理，意見應被考慮。在目前香港社會的意識形態氛圍下，大家不宜認定自己已掌握了真理，其他不同意見者就是思想有問題或有個人目的。
深層次矛盾和大家相處之道
香港是一個多元社會，關係上「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」，意識形態難以定於一尊。香港身處政治的「鹹淡水交界之地」，黃藍並存，歷來兩者的力量對比既穩定也有變化。在明報的民調中，聲稱自己屬本土或泛民的人約佔四成，中間派或沒有政治取向的人接近五成，建制和親中陣營共佔約一成多。所謂反對派陣營內有不同光譜，而建制派由各種面貌特徵的群體組成。
陣營不同就難免有時產生對立，但大家不應該每件事都要對着幹，否則只會太累和雙輸。修例爭議發展至今，特首多番表示要真誠謙卑和彼此尊重，這個態度其實對所有人都適用，特別是政府更要多些重視和吸納民意。但知易行難，要用「零和遊戲」心態創造「互利共贏」局面，需要大家接受範式轉移和彼此磨合。
香港人不時提到社會的深層次矛盾，今次修例事件就出現了它們的身影，例如特區政府的認受性、政府對民情的掌握、警隊的質素和專業性、政商界和市民的利益差異等。更為根本的是香港的社會公義，如何能夠在各級議會代表性和選舉公平性中反映出來。
曾有博弈論的學者提出最佳的處事之道，名為「進化穩定策略」（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）。應用到社會日常交往當中，這個策略有3項處世原則：首先是對人要好；其次是若人家對你不好，你便要還以顏色；第三是別人願意改過，你要原諒他並重新開始。長遠而言，這個策略利己利人，是生物求存過程中的寶貴經驗，值得大家參考。
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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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蘇鑰機]